杨布（1922～2006年），男。盱眙黄花塘

岗村街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干部班培训，历任天高县乡指导员，盱眙县抧老区区委副书记、岗村区区委书记，1946年北撤，编入华东野战军某部，担任营教导员、团政委等职，参加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上海战斗。后随部队南下，留守福建厦门，先后担任厦门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厦门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宁德地委副书记、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政协主席。1989年离休，2006年3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84岁。

杨布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民服务的一生。虽然他已离去，在岗村街上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具体情况，但是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近日，笔者通过走访了解，听取岗村一些老人的回忆，以及与杨布同志亲属的联系，了解了一些关于杨布同志的生前片段，经初步整理，形成短文，既为家乡人民能了解杨布同志的光辉生平，也以此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一、“陪读”读出“小才子”

1922年7月12日，杨布出生在盱眙县岗村街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其父杨福庆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靠给地主家种地维持生计，常常入不敷出，三餐不济。杨福庆喜得长子，喜不自胜，遂取名杨兆龙，希望他将来有出息、能成龙。杨家有两男两女，尽管兆龙从小就聪颖过人，但因家境贫寒，却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当时岗村街大户刘道中家有两个儿子，年龄与杨兆龙相仿，为了将儿子培养成才，将来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特地请了个私塾先生到家里专门教他两个儿子读书。兆龙平时常与刘家兄弟玩耍，没事就在窗户外边听听看看。结果刘家兄弟没有学会，兆龙却学会了。有时候先生布置作业，刘家兄弟不会就叫兆龙帮助做。叫背书背不出来的时候，兆龙就在窗外悄悄给予提示。这事给刘道中发现了。刘道中虽是大户，但心眼不坏，人称刘大菩萨，他觉得“跟好人学好人，跟叫花子学流民”，还不如干脆叫杨兆龙跟着“陪读”。这样一来两个儿子可以安心读书，不再贪玩，而且有个肯学习的孩子带着，也有了榜样。刘道中与杨福庆转起弯儿来说也沾亲带故，刘大菩萨找杨福庆提及此事，说是只要兆龙一心陪读，把两个兄弟带好，不收分文，还供伙食、给衣裳。杨福庆一听不花钱念书，当然求之不得，满口答应。

杨兆龙到刘家“陪读”后，以自己刻苦学习影响刘家两兄弟，使他们的成绩有了提高，自己更是大有长进，十一、二岁就能识文断字，能写会算。当时他的三爹在岗村街开粮行，逢集的时候忙不过来，他常常过去帮忙记账算账。赶集的人看见一个毛头小孩居然能写会算，而且分毫不差，都啧啧称奇，说“真是个小才子”。

两三年的时间，先生已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书教完，俗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四书保本出贤人”，刘道中见两个儿子已“四书保本”，不胜高兴。随后，刘道中又将他的两个儿子与杨兆龙一起，送到盱眙县城继续读中学。

二、毅然走上革命路

日寇在南京实施疯狂血腥的大屠杀之后，派出一支400多人的队伍，在飞机掩护下，由骑兵开道，于1938年1月2日进攻盱眙，受到盱眙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寇恼羞成怒，疯狂至极，显露出豺狼野兽的狰狞面目，开始了与南京一样的疯狂大屠杀，从1月8日至13日共屠杀盱眙民众3000多人，烧毁房屋8000多间，惨遭灭门的有100多户。全城有二成的民众被杀、八成的房屋被烧，整个盱城一片焦土，尸横遍野，史称“盱眙屠城”。这年秋天，盱眙的文化人在废墟之上，在“山上小学”设立初中班，并扩建为“盱眙县立初级中学”。当杨兆龙和刘家兄弟来到学校时，看到盱城到处废墟尚在、萧条依然、目不忍睹，当他听到盱城军民不顾生死、奋勇抗敌，日寇烧杀抢掠、残暴无比，这更在兆龙幼小的心灵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慨。同时，从封闭的农村小街到县城，交往的人也多了，见识事物也广了，此时兆龙才知道，外面还有更大的天地，还有国家，还有许多他不知道但很想知道的事情，于是他的心中泛起了涟漪。他背着刘家兄弟，自己独自到山下的读书社看书、看报，了解国家大事。在这里，杨兆龙遇到了不少思想活跃的热血青年，和他们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学习新知识，探索新事物，接触到了进步思想。他和同学们一起到凤坡岭追悼抗日英烈，到第一山祭慰无故亡灵，还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呼吁抗日。

1939年秋，罗炳辉等率领新四军五支队挺进津浦路东，在盱眙、来安、天长交界地区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并将黄花塘作为二师师部，同时开始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杨兆龙每次从学校回家，都看到民主政府为人民的温馨场面，看到新四军英武的雄姿和解放区人民灿烂的笑容，这使杨兆龙的进步思想更加牢固。1940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相互勾结，向我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地方上地主恶霸也纠集在一起，实施疯狂地阶级报复，破坏我地方政权，杀害我革命干部，淮南根据地曾发生多起地方反动势力惨杀我革命干部的事件，盱眙就连续发生了泥沛湾、永兴集、四桥、管镇等多个乡政府干部被集体杀害的惨案。一时黑云压城、白色恐怖，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的形势处于极为艰苦的状态。此时，杨兆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陪读”的优厚待遇，与其他进步青年一道，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投笔从戎，参军报国，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信仰坚定志不移

杨兆龙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后，亲眼见到根据地的新作风、新气象，更加相信共产党，崇拜共产党，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布”，以示他坚定地信仰“布尔什维克”，坚决为“布尔什维克”而战斗，为实现“英特纳雄耐尔”而献身的决心。

到了根据地，他们这批知识青年被分到淮南干部培训班学习。由于杨布同志性格开朗、思想活跃、工作积极、口才又好，又有一定组织和领导能力，领导看中他是个好苗子，第二年（1941年）就培养他入了党，并将他派到天高县（即天长县）东南一个乡担任指导员。这个乡地处根据地的边缘，经常有敌伪前来骚扰、偷袭，形势紧张，工作难度大，还经常会与敌人短兵相接。有一次，杨布正组织党员干部到村庄工作，路上与敌人的一个小队遭遇，杨布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掩护其他党员干部撤离，自己和两名战士断后。他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还击毙了三名敌人。杨布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左臂，但他忍着伤痛，一边还击，一边带领两名战士撤离，终于利用青纱帐甩掉了敌人。

1942年，杨布被调到盱眙县枳老区担任区委副书记，他与庄壮等同志一起，在盱城敌军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经常设立暗哨，布置埋伏，打击下乡扫荡的敌军，组织区小队到县城周边骚扰，使驻在盱城的鬼子汉奸惊魂难定、风声鹤唳。他们还积极筹措粮食，解决解放区军民的急需，为新四军军部提供军需服务。

1945年岗村撤乡设区，杨布又被调到岗村区任区委书记。黄花塘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离岗村街只有几里路，军部的部分机关也都分布在岗村街周边的村庄。杨布知道，保障军部机关及首长的安全，配合好军部的守备部队，做好群众工作，责任比天还大。他深感自己肩头上的重担，但他没有畏缩，而是知难而上。他根据上级指示，带领区、乡干部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匪反霸斗争，排查敌特线索，排除危险隐患；实行减租减息，积极发展生产，踊跃扩军支前。组织区小队，训练民兵骨干，站岗巡逻，保障地方安全，做了大量卓有成就的工作，并培养出了几十名岗村地方的党员干部，其中有三十多名在1946年随新四军主力北撤，参加鲁南战役、淮海大战和渡江战役，有的为新中国的建立牺牲了生命，有的在革命中立下功勋，解放后在部队或地方上担任了要职。

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便挑起了内战。1946年夏，国民党调集重兵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新四军主力分批依次向苏北、鲁南撤退。7月，在国民党重兵向解放区大肆进攻的同时，由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组成的武装还乡团，气势汹汹直扑淮南路东解放区。其时，黄花塘只有谭震林率领的华中军区特务团驻守，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形势下，淮南部队及地方主要干部暂时向淮北转移。杨布同志只得将同在区妇联工作的妻子李华以及未满三岁的儿子送往乡下，到其娘家暂避（1947年被岗村顽乡公所发现，将其母子抓走三个多月，后由亲友筹钱将其保回），自己则跟随淮南党委，淮南军区机关，和盱眙县的县、区、乡干部一起，北渡三河，一路急行，向高（邮）宝（应）转移。刚刚渡过三河，岗村区负责财粮的同志发现账簿及单据留在区里未能带出，觉得资料重要，准备回去取。杨布不同意，可那位同志执意要回去取，不听杨布劝说。情急之下，杨布掏出盒子枪，厉声说道：“不行！此时回去必定是死，资料再重要，也没有人重要啊。”就这样把这位同志拦了下来。这位同志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解放后当了部队上的干部。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位老同志在故乡重逢，那位同志不无感慨地说：“当年要不是你用盒子枪拦着我，可能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1947年春，杨布和天高支队的两位领导同志在扬州北边一带的敌占区打游击。有天晚上，正在睡梦之中，杨布突然听到枪声，原来是国民党部队由叛徒带路，摸到各个村庄抓人。敌人包围了他们住的房子，朝着里面一阵扫射，杨布的膀子中了乱枪。他提着手枪，翻身下床，推开后窗，跳出窗户向北疾跑，几个敌人在后面紧追，一边大喊一边放枪。杨布一口气跑了十来里，钻进一片芦苇塘里，后面敌人追赶到此，朝芦苇塘放了一阵枪，杨布的腿上又不幸中弹，可他咬紧牙关，不吱一声。敌人看不到动静就撤走了。敌人走后，杨布钻出芦苇，由于流血过多，又累又饿，渐渐感到体力不支，隐约发现不远处有人家，于是坚持爬到房屋前，刚敲了两下门就昏倒了。这家农户姓曹，一看是新四军受了重伤，给他简单包扎后，又喂了些粥汤。杨布清醒后立即提出要去找部队。姓曹农民见他身体虚弱、腿也受伤不能行走，老两口和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一家三口人用小凉床将他抬到十几里外的游击队驻地，当即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归队后，撤到山东，编入华野正规军，参加过莱芜、淮海、渡江以及解放上海等战役。此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他随华野大军南下，追歼南逃之敌。

四、金门前线“铁公安”

杨布随南下部队一直追敌，跨江浙、过武夷、经闽北、到闽南，1949年冬进军厦门，经过激烈战斗，厦门解放。厦门地理位置特殊，与台湾只隔一条台湾海峡，与蒋匪军占领的金门岛仅相距几公里，举目可见。随即，我军开展对金门的夺岛战斗，但由于没有海军，缺乏船只，结果战斗失利。解放金门变成了隔海对峙，厦门、金门之间相互炮击，厦门就成了对台斗争的最前沿。厦门一解放就开始实行军管，从部队团级以上干部中抽调一批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接管厦门市重要的机关单位。杨布同志被任命为厦门市公安局副局长。

杨布清醒地知道，解放伊始的厦门并不十分太平。厦门解放时国民党留下大量党、政、军人员和武装特务，潜伏在城市乡村，与土匪恶霸勾结一起，经常进行破坏活动。盘踞在金门的国民党部队也不时派出武装敌特在夜间偷渡过海，袭扰捣乱，与潜伏下来的特务相互配合，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大街上和你擦肩而过的人当中，也许就有特务或土匪恶霸。这是一个新的战场，不仅要同隔海的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同潜伏下来的不公开的敌人作斗争，甚至还要同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作斗争。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没有大智大勇是不行的。杨布同志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既勇敢又有智谋，与各种敌人周旋，多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安定，保障了政府机关正常运转，各项建设事业顺利推进，也保障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50年，厦门公安破获了两个大恶霸，一个叫陈金琦，一个叫叶金泰，在当地号称“土皇帝”，在解放前无恶不作。这年5月28日在厦门举行五千多人集会进行公审，当场判处极刑。同时还抓了不少特务，仅11月就破获两起。5日破获的以陈憾、庄国恩为首的“中美合作所特务集团”。13日，又破获国民党“闽粤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九纵队”特务组织，逮捕8名罪犯。在肃匪反特的同时，厦门公安还要做好社会安定工作，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这年9月陈嘉庚先生回到厦门集美定居，并着手修建鳌园，以纪念集美解放，杨布亲自部署力量，保护爱国华侨生命财产安全，保障鳌园的正常建设。杨布还与驻厦门部队和地方民兵组织一起，加强沿海和岛屿的安全保卫，抓捕夜间偷渡的敌特分子，使金门派遣的敌特“水鬼”来一个抓一个、来一批抓一批，有来无往、无一漏网。蒋军敌特机构对杨布恨之入骨，就蓄意散发传单、散布谣言，攻击杨布同志，还派出特务分子企图实施暗杀，但杨布同志立场坚定，不为所动。经过杨布等厦门公安和其他部门的共同努力，厦门的形势很快恢复稳定，人们都称赞杨布是“铁公安”。由于杨布同志工作得力，成绩突出，1952年即升任市公安局长，1956年起任厦门市副市长，1958年担任厦门市委常委。1971年调任宁德地委副书记，1976年任福州市委副书记，1984年任福州市政协主席，1989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

五、无怨无悔见忠诚

杨布同志对革命的忠诚日月可鉴，他不仅努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而且谦虚好学，吸取先进经验。1964年6月10日至7月15日，杨布同志参加福建省旅行团赴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参观访问，学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经验。代表团由张再旺、未力工、刘田、程克、曹明、郝云、林儒、林奔、赵玉堂、王成秀、于求真、陈水弟、吴连藻、冯秋霞等15人组成，在欧洲三国学习考察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圆满回国。

文革初期，造反派“彻底砸烂公检法”，杨布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扣上走资派、当权派、叛徒三顶帽子，多次遭受批斗，强制劳改三年多，连续挑水40天，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子女也受到了株连：长子杨李被提前退伍回家务农。次子杨建中，女儿杨建梅、杨建民兄妹三人也先后被下放回老家插队当了农民，只有最小的儿子杨建新年龄太小，留在福建，后来到全国政协，在邓颖超任主席的办公室工作。

得知杨布被“打倒”、“靠边站”，金门岛上的蒋匪军欣喜若狂，遂用高音喇叭天天对着厦门广播，造谣诬蔑，疯狂攻击，还对杨布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投诚。又编造“杨布脱党”、“被捕投诚”等《杨布生平》的小册子，用飞机、气球大量散发到厦门。杨布对此淡然一笑、嗤之以鼻，他说：“敌特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我杨布就范，打错了算盘！我坚信组织上会证明我的清白。”当时厦门正实行军管，军管会组成专案组专门对杨布同志所谓“叛变”一事进行核实。调查组找到他原所在部队领导和战友以及当年的警卫员，都证实杨布从未掉过队，更不存在叛变，问题得以澄清，不仅将杨布“解放”，还把他调进了市革委会领导班子。

“解放”后的杨布对党没有一丝的抱怨，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他说：“党对我信任，我要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组织上对我负责，我要服从组织的安排。”1971年，杨布被调到宁德地区，任宁德地委副书记，分管政法，他又大刀阔斧地纠正文革初的不正确的做法，为重建公检法队伍做了许多工作，他调查核实案件，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受迫害的老同志，安定地方的社会治安等，受到省委肯定，很快又被省委调到省会城市福州市工作。

1970年杨布“解放”的时候，他已经被关押了三年多，政府将这段时间的工资补发给他。杨布捧着补发的工资，激动地留下了眼泪，他说：“党没有忘记我，组织没有亏待我。”于是，他把补发的工资一分不少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直到今天，他的子女也不知道他当年补发过多少工资。当时，杨布的父母年老体弱已丧失劳动能力，他的三个子女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岗村农村本来就很穷，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杨布没有动用补发工资的一分钱来接济他们，还是每月从他自己的工资中按时汇20元补贴家用。

六、革命情谊永铭心

杨布同志战友情深，同志义重，将革命友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1970年他刚刚“解放”，从“牛棚”一出来，就急着去寻找看望二十多年前的救命恩人——曾经一家三口将他护送到游击队驻地的姓曹的农民。他首先到江苏找到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公安厅长洪沛霖，他俩是1947年在扬州一代打游击时结识的朋友，杨布是天高支队的领导，洪沛霖是当地的公安局长。洪沛霖陪他到扬州乡下找到他当年负伤的地方，也找到了曹家，遗憾的是曹家二位老人已经过世多年，他的十几岁的儿子现今也四十多岁了。杨布与洪沛霖找到当地政府协调，在不违背政策的前提下，把老曹的孙子安排了工作，以表示对曹家救命之恩的一点小小报答。

杨布有一位同是盱眙老乡的老战友，是盱眙维桥人，他们一起参加革命，一起随军北撤，又一起南下，1950年又一起转到厦门市工作，后来又分别调到了福州市。八十年代这位老战友病逝前，把唯一的女儿托付给杨布，杨布也一直记在心头。1989年杨布离休了，但是战友的托付却始终铭记在心头，可惜自己已离休，帮他女儿的忙也显得更加困难。直到1990年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住进了福州市委大院，正好与杨布同住在一个大院内，习近平住2号楼，杨布住4号楼，两家相隔不远，习近平同志曾几次去过杨布家看望慰问，杨布便将情况向习近平反映，向习近平求助，在习近平同志过问下，这个老干部的女儿按照政策给予了安排，才了却了杨布同志对战友托付的心愿。

杨布与官滩的沈怀平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两人同在淮南干训班学习，后又同在一起工作。1942年杨布调任枳老区副书记，沈怀平是区长；1945年杨布调任岗村区区委书记，沈怀平又到岗村区任区长；1946年又一起随军北撤，两人还是在一起战斗，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生死的考验。1950年一同到了厦门，杨布被抽调出接管厦门市公安局，沈怀平则留在部队。后来，沈怀平任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这对多年的老战友后来成了儿女亲家，在老家盱眙也成了一段佳话。

杨布的次子杨建中，1952年生于厦门，1967年15岁时下放到老家岗村当了农民。白天与社员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还在家学养蚕，下雨天赤着脚、卷着裤腿，一点也看不出城市孩子的娇气。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公，劳动积极，表现突出。被淮阴地区树为下乡知青典型，后被选送到工作队，又报名参了军，在海军服役4年后，又退伍回到岗村，党委推荐他担任反修公社（今黄花塘）共青团委书记。沈怀平的小女沈向阳，文革期间也被下放回到老家渔沟公社（即今官滩）当了农民，由于表现突出、工作优秀，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他俩在岗村结婚时，杨建中的父母从福州寄来一张木床、两张木椅作家具，嫂子（杨李之妻）马玉芳到公社为他们领了结婚证，就在岗村街南的小草房里，贴上一副大红对联、两张大红双喜，就在哥哥嫂嫂的主持下，算是办了喜事。双方父母都没来，什么形式也没办，第二天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照常上班，两个公社的领导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事后大家说：“到底是老革命的孩子，新事新办，好样的！”

后来杨建中调到团县委工作。1981年，杨建中与沈向阳一起回福州参加高考，杨建中考取了福建政法大学，沈向阳考取了福建师范学院。毕业后，杨建中被分配到福建省公安厅、安全厅工作，沈向阳分配到福建电视台工作。1988年杨建中被派遣到新华社香港办事处，1998年沈向阳随杨建中定居香港，现任香港凤凰卫视栏目主编。杨建中退休后，任香港大公报英文翻译。他们二人都没有沾父亲的光，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人生的成功之路。

七、清廉忠魂铸青山

杨布同志在福建工作39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清廉如水，不谋私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按照他的职位，完全可以把父母带到福建，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让父母安居老家岗村。父母的住房很简陋，他也没有特意翻修。直到1972年父母去世，仍然是三间小草房。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的二叔杨福安无粮断炊，写信求援，他只好将自家省下的口粮兑换成15斤粮票寄给二叔。他完全可以把子女留在身边，安排工作，但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几乎到了苛刻、不近人情。他总是叮嘱子女“要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一定要自力更生、自立自强”，“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算不得好汉”。长子杨李退伍不让其回福建，而要他回到岗村照顾爷爷奶奶。1969年杨李在岗村结婚，他因身在“牛棚”无法前来，吩咐夫人叶瑞珍（原福州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离休干部）从生活费中挤出40元寄给杨李，算是做父母的一点心意。他和叶瑞珍生的两儿两女，从读书到工作到结婚，他坚决按政策办事，顺其自然，不搞特殊，正如他夫人叶瑞珍所说：“杨布活了八十多岁，当了四十年领导干部，没有一个子女和亲属沾过他的光。”

他重新工作后，从未向组织提出过农村四个子女的安排问题，后来中央有了政策，根据组织的统一安排，两个女儿分批回到了福州，儿子杨建中1981年才回到福州，长子杨李还是被留在盱眙，后来到县防疫当了一般工作人员，直至退休。

杨布同志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尤为关注，只要家乡去人找他办的公事，他都热情接待，尽力办理。1974年，盱眙县发展绿肥生产，但绿肥种子紧缺，县政府要农业局派人去福建找杨布求援，他与有关方面联系，福建的红花草（绿肥）种子数量不能满足，他亲自打电话找江西的老战友联系，终于满足了盱眙的要求。在他离休后，盱眙的一些单位到福建招商引资，都要他的长子杨李陪同带路，他离休在家不便出面，就打电话给在北京、香港工作的儿女，让他们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家乡做点实事。

2006年3月6日，杨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4岁。在他84年的人生历程中，有57年是在福建度过的，他对福建的山山水水情有独钟，对家乡故土的一草一木同样满怀深情。平时他忙于工作，难得有时间回家几次。每次回到岗村街，他总是东走走西看看，到亲戚朋友家叙叙旧、聊聊天，到当地政府找父母官畅谈家乡变化及发展之道，有时还把至亲好友、乡里领导请到家中相聚，他那幽默风趣、开怀大笑、乐不可支的情景，与他接触过的老家人至今都留有深刻印象。

2016年是杨布同志逝世十周年，他的忠魂永远留在了千里之外的福建，与福建青山为伴，化为青山上的一株松柏。但是他的名字不仅刻在福建的丰碑上，也传扬在家乡的百姓中。杨布是岗村的骄子，更是岗村的骄傲。